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的翠亨村，因附近山林青翠而得名。这个承载着近代中国革命和岭南文化传统的小小村落，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还走出了一位用生命捍卫信仰的共产党员——杨殷。
1892年8月12日，杨殷出生于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翠亨村。他年少时就对同村的孙中山先生十分崇敬。1911年，他加入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多方奔走。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杨殷目睹了袁世凯对外卖国屈膝、对内残酷压迫的丑恶行径，心痛欲碎。1913年，杨殷想要为宋教仁报仇，一人携带炸弹行刺袁世凯的爪牙郑汝成，将其炸成重伤，轰动全国。护法运动期间，杨殷担任孙中山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1918年5月，因受军阀排挤，护法运动失败了。在码头送别孙中山和宋庆龄后，看到自己儿时的偶像孙中山一次次功败垂成，杨殷一度陷入迷茫。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华南地区广泛传播。此时在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任师爷的杨殷开始广泛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广东群报》等刊物，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重新思考中国革命。街头书店出售的《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书让杨殷得到了极大启发，也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决心走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1922年初夏，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的早期成员杨章甫和梁复燃在杨殷家附近活动，一场大雨让他们走进了杨殷家里。他们刚进客厅，只见杨殷在卧椅上睡着了，身边有一本书落在地上。杨章甫捡起来一看，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与梁复燃不约而同地相视而笑：“想不到高级师爷也关心起马克思主义来了。”听到动静的杨殷醒来，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两位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只是照例热情接待。见他们对那本书感兴趣，杨殷便指着书说：“这真是本好书哇！你们也该看看，真是开卷有益。要救中国，非此不可。我还有几页就看完，等明天，我把书送给你们看。”杨章甫和梁复燃认为杨殷能有这样的觉悟，非常难得，便相约第二天到三角市口茶楼饮茶聊天。第二天，杨殷如约而至，并把书送给杨章甫和梁复燃。三人谈论时下最热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杨殷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他还表示：“我相信，在广东一定有共产党组织，我想认识他们……”
1922年秋，在杨章甫和梁复燃的介绍培养下，杨殷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杨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委员（后期为省委委员），并于1925年1月出席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严拒“金弹”进攻
杨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同年底被派往苏联参观学习，1923年回国后，在广东从事工人运动。他时常深入工人群体中，了解工人疾苦，多方奔走为工人争取利益。他正义凛然，一心一意为工人的作风深受工人拥戴，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殷哥”“殷叔”。
1924年9月8日，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4500多人强烈抗议资方重新制定的苛刻管理条例和无理开除女工、阴谋解散职工同志会的行为，举行大罢工。资方自恃有后台撑腰，非但对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还企图强行解散工会。此时，杨殷受党组织委派，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特派员的身份到香港开展工人运动，周恩来指示杨殷立即在广州、香港两地工会组织成立罢工后援会，支援上海烟草工人的罢工斗争。杨殷随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深入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码头、市场等摸清情况，并召集香港各工会代表商量对策。经过商议，代表们形成共识：一是通过抵制该公司香烟入广东，打击资本家的嚣张气焰；二是没收拍卖该公司400多箱香烟，并用所得款项救济失业工人；三是派杨殷到上海支持此项工作。9月中旬，杨殷一行九人代表团赴沪进行调查和调解。杨殷在欢迎大会上表示广州、香港工会将会以实际行动来援助上海的兄弟姐妹，并号召上海各工人团体团结斗争，合力替烟厂工人减轻痛苦、解决罢工问题。杨殷在大会上的一番讲话，让上海各团体代表备受鼓舞，工人士气倍增。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闻风，知道罢工后援会的负责人杨殷来头不小，既是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特派员，又是广州工代会的顾问，还曾是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少时又孤胆谋炸郑汝成，有谋有胆，敢作敢为，得罪不得。他们怕工会真正联合起来对他们不利，便使用生意场上惯用的伎俩——“金弹”进攻计，备好重金企图贿赂收买杨殷。他们派代表将金条放到杨殷面前，软磨硬泡地说：“厂里最近生意不好，不得已才这样。”不料杨殷态度坚决地说：“回去告诉简老板，我杨殷从不接受这一套，让他正视工人的要求。若资方不答应工人的合理要求的话，全体工人罢工将继续进行下去，甚至会有更大的行动，直到资方答应为止。”资本家见他立场坚定，不为财物所诱，又使用离间计，恐吓和收买随行的其他代表。九个代表当中，有两个经受不住诱惑被收买了，还有两个因胆怯私自返回广东。在这种情况下，杨殷依然坚定信念，马不停蹄地奔走在贫苦失业工人中，了解他们的疾苦，锲而不舍多方调解，与资方谈判。烟草公司老板见他立场坚定，软的“金弹”术无法拉拢他，便采用硬攻的卑鄙手段——收买亡命之徒密谋杀害杨殷。好在杨殷年少时学过少林武术，功夫了得，赤手空拳打得凶徒抱头鼠窜，但因为对方人多势众，他的头部也被凶器砸伤，当时血流如注。资本家买凶行刺杨殷事件，更加激起上海工人的愤怒，工人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浪潮，资本家最后无条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此次罢工运动取得了胜利。
为了专心致志做好党的工作，杨殷不但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盐务稽查处师爷的职务，还在妻子李庆梅去世后将几个年幼的子女托给亲戚朋友抚养，全身心投入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因工作需要，他将万福路的住所设为联络机关，并把长女爱兰和次子民皓从澳门接回广州同住了一段时间。杨殷虽然家底厚实，但自从投身革命后，钱财都用在了革命事业上，家里只是粗茶淡饭，从不多花钱。他还时常教导子女要朴素节俭、自食其力。有一次，他的妻舅从北京托人带来一条金华火腿。女儿爱兰第二天醒来吵着要吃火腿，却听说已经让客人吃了，哭着说：“这是舅舅送来的，为什么一点都不留给我们？”杨殷给她讲了一番道理：“叔叔伯伯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劳动者。他们辛苦做工为社会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收入低微，根本吃不起那么贵的东西。‘劳动者最光荣’，既然有尊贵的客人来了，就要拿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没吃上金华火腿，以后长大了，靠自己双手劳动所得买来吃，吃起来不是会更香的吗？”其实当时，金华火腿是十分昂贵的食品，杨殷哪舍得吃，早就把它换成组织的活动经费了。
在那个年代，党的活动经费异常短缺，为了帮助党解决困难，杨殷甚至变卖了家里的几幢楼房和故乡的田产，还把亡妻留给他的纪念品及珠宝首饰一齐变卖捐给了组织。此外，他对待党内同志总是热情仗义，在组织和同志们遇到困难时，都尽量想办法帮助解决。他的亲密战友梁复燃给他起了个“党内卢俊义”的绰号，并多次称赞他“富有正义感而又有胆量”，“杨殷同志很有办法！”
杨殷高尚的人格魅力让他在革命过程中得到很多亲朋好友的支持。1927年，为筹措广州起义经费，杨殷除变卖了自己仅剩的房产外，还向他的堂侄杨高借了数万港币现金，全部送给组织。杨高为避免国民党当局追究，便把杨殷后花园的六七条防洪基石搬走，表示“杨殷借我钱，我搬他的防洪基石来抵债，两清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杨殷对子女要求严格，也深爱自己的子女，但在那个年代，作为革命领导者，有些爱是不能轻易表露的。由于工作忙，杨殷和子女们聚少离多，特别是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向秘密，杨殷与子女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为了工作开展和子女成长，他把爱兰和民皓送到寄宿学校，一周难得见上一面。好友陈少泉了解他的心事，节假日和周末便把爱兰姐弟俩接到陈家。到晚饭时间，杨殷在陈少泉家小阁楼，透过小花窗，用照镜子的方法默默看姐弟俩吃饭，以慰思念之苦。随着环境越来越复杂，革命活动愈加困难，杨殷把女儿爱兰也“拉入”到情报工作中。一到周末，小爱兰便手挽藤制书包往返于粤港澳之间，并按照杨殷的嘱咐顺利把“作业本”交到“叔叔”们手里，从未引起敌人的怀疑。新中国成立后，杨爱兰才得知，原来自己曾是党的“小小交通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等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受到错误处分，但他不为个人申辩，仍像过去一样积极为党工作。他曾对自己的亲人说：“由于广州起义没有获得胜利，广州苏维埃政府被敌人破坏了。我受到撤职处分，但是，我对革命事业还是忠心耿耿的，今后仍会像过去那样积极工作，绝不垂头丧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广州起义后，杨殷率领少数同志转移到农村，同彭湃等人一起巩固和发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开展东江各县的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后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先后到香港、山东、安徽、上海等地工作，争分夺秒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
1928年，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举行，杨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常委，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8年9月，他从苏联返回被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地下工作。杨殷如饥似渴地从斗争中学习军事知识，虚心地向周恩来和其他懂军事的同志学习。其间，他对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特别关注和支持。他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有关红四军问题时发表意见，并协助周恩来同志把“朱毛红军”经验向其他根据地推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29年8月，杨殷和彭湃等同志在上海法租界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由于叛徒白鑫告密，他们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反动派对杨殷先采取高官厚禄利诱，继而又采取威迫手段。杨殷斩钉截铁地说：“收起你们那一套吧，我是绝对不会投降的。你们有你们的信仰。我有我的理想信念。我只信仰共产主义！严冬过后是春天。我坚信中国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经过多番审讯，杨殷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在被捕的三天时间里，他和难友们向狱中群众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士兵宣传党的主张。当说至激昂处，他们齐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愁苦惨淡的监狱，变为激昂慷慨的沙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恐出意外，1929年8月30日，下令秘密枪杀杨殷等同志。临刑前，杨殷态度从容、慷慨自若，他笑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